《新青年》在新文化运动中，倡导了以反对文言、提倡白话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革新运动，有不少文章、书信提到了使用标点的问题，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讨论。在社会上，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1917年5月，刘半农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我之文字改良观》，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。《新青年》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“喉舌”，自创刊之日起，一直坚持使用新式标点符号。
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，对新式标点符号的创制实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美留学期间，胡适曾先后担任《学生英文月报》《留美学生季报》等刊物的主编，同时还进行了一些学术著述。
1914至1年他曾在日记中多次记下自己对创制新式标点符号的设想，这些日记先在友人中传阅，后来收入《藏晖室札记》。
1915年8月，胡适应《科学》杂志之约，作《论句读及文字符号》一文。“凡三昼夜始成，约一万字”，全面阐述了他对句读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，并且进行了符号的实际创制。1918年胡适在写作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时，对这套符号进行增删改易，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的雏形。
此议案后来获得通过，作为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2月训令第53号公布。
新式标点符号的颁行，对方便了人们的，节省读书时间，普及教育的作用意义深远。
毫无疑问，对此，胡适功不可灭。
12月17日是北大校庆纪念日，杜威演讲《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》，仍由胡适担任翻译。
这一年中，胡适在白话诗创作翻译上取得不少的成绩，白话译诗有《关不住了》、《希望》，所作白话诗除了《威权》外，还有《一涵》、《送任叔永回四川》、《一颗星儿》、《我的儿子》、《乐观》、《上山》、《一颗遭劫的星》等。
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导者一样，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新文学，而且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，努力做新文学的拓荒者。他作过广泛的大胆试验，而最先尝试的是白话诗。
当《新青年》最先号召文学革命的时候，它所载的文章却全是文言的。陈独秀、李大钊的议论文字，苏曼殊的创作，陈嘏、刘半农的翻译作品，都是文言。连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陈独秀的《文学革命论》，虽然较为通俗，但也还都是文言。只有胡适的翻译和诗是白话，是《新青年》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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