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准备打仗，皖系积极筹措战费，由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隽，以京绥路为抵押，向日本借款五百万元作为战费。
在中国内争上，日本是倾向皖系的，日本方面本来是愿意帮这个忙的。只是这个时候，日本已不能像欧战期间那样，可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为所欲为了。美英等已经联合起来，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，监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。
由于美英两国出面干涉，皖系以京绥路向日本押借五百万元没能如愿。
这时候，皖系无论在外交上、财政上、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，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。
最大的致命伤是两个，一个是主张武统，发动南北战争。在全国人心盼望和平统一的时候，内战是不得人心的。一个是亲日，当时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，尤其在欧战期间乘火打劫，企图独吞山东。国人对日如对过街老鼠，皖系的亲日自是大失人心。
即便是在军事布置上，皖系也居于不利的地位。驻防洛阳的西北边防军，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。驻防信阳的皖军吴光新部，也是处于河南、湖北两省直军夹击态势中。而在廊房的西北边防军，也在奉军监视之下。
将领方面，张敬尧祸湘，马良残杀抗日的爱国分子，这两个人是很不得人心。傅良佐、吴光新都非将才，倪嗣冲则在重病中，段芝贵不过是袁世凯的宠儿，善溜须拍马而不堪大用。皖系的将领数来数去还是只有徐树铮像回事，段祺瑞在重要关头更离不开小徐。
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。六月十六日曹锟电请解除川、粤、湘、赣四省经略使。
六月十七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，暂时放弃他“西北王”的事业。
吴佩孚虽然请张敬尧派军接防，可实际上他是决定把衡阳移交给湘军的。他和湘军骁将赵恒惕已经是惺惺相惜的朋友，吴佩孚所部整装离开之时，也就是湘军进军之日。
但是，当时的形势对湘军来说并不乐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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