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究竟是吴佩孚的直接长官，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，一个电报致吴佩孚，告诫他：“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”。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，表明自己态度：“以此言护法，恐终不能造成法治；以此言和平，恐终不免于战祸。……国家前途，必须中央有所主持，庶几政局重新，乱源可弭。”
吴佩孚看来是铁了心，照样我行我素。
十月三日，以他和谭浩明为首的南北军人继续发出通电，对各方责难予以驳斥。
电云：“驻湘双方各军，因受中日军事协定之刺激，同谋息争御侮。自六月廿五日停战，迄今已四阅月。师长等屡请中央频布罢战明令，而合肥（指段）斥西南无诚意。师长等不得已本诸公理，再拟通电，征求西南同意，于寝日联名拍发，可见西南谋和诚意，信而有征。乃合肥仍不加察，谓为莠言惑众，破坏大局。夫和则全国一家，战则南北分裂，究竟大局在和乎在战乎？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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