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迨辛亥武昌发难，并无何等成算，何等实力，而天下遽土崩瓦解，则种族之见，革命之说，中于人心者深也。
“及民国政府成立，革命已告成功，而借此作乱者，犹屡仆屡起，蹈死不悔，流毒余焰，至今未息，此说之陷人于死者，不可更仆数矣。
“今国基甫定，人心粗安，而公等于民主政体之下，忽倡君主立宪之异议，今大总统又有予决不为皇帝之表示，纲常之旧说已沦。
“天泽之正名未定，使斯议渐渍于人心，不独宗社党徒，幸心复炽，将不逞之徒，人人咸存一有天命，任自为之见，试问草泽奸究，保无有妄称符命，惑众滋乱者乎？
“专阃将帅，保无有沉吟观望，待时而动者乎？召乱速祸，谁为厉阶？心所谓危，不敢不告！不佞之愚，以为新《约法》创大总统开明之特例，治今中国，最为适当。
“民国宪法，谓宜一踵前规，无所更易。若公等必谓君主世及，可免非分之凯觎竞争之剧烈，则请取干宝分晋史论及六朝、五代之历史，博观而详究之！忧危之言，不知所择，幸垂谅焉！”
梁启超在当时，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，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，令人百读不厌。
他的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，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，堪比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战。
原文也很长，同样摘录如下
“秋霜腹疾，一卧兼旬，感事怀人，百念灰尽，而户以外甚嚣尘上，豗然以国体问题闻。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，岂必更有所论列？虽然，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己于言也，乃作斯篇。
“吾当下笔之先，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，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，而于其他国体，非有所偏恶，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，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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