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七）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。
二月二日下午三时，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举行第一次会谈。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、外交次长曹汝霖、秘书施履本。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、参赞小幡酉吉、书记官高尾亨。
会谈开始后，日置益首先发言，他公然大言不惭地说“敝国政府向贵国政府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文件，其用意是敦睦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。”
陆徵祥看了一眼日置益，不卑不亢地言道“贵公使所说的，我能了解，对于贵国是否因欧战，或因国内大选而向敝国提出这个文件，在本总长看来，颇为感触。亲善二字是本总长素来所主张的外交原则，也是所努力的目标，本总长在欧洲廿多年，盱衡时局，认为在亚洲的中日两国必须携手成为兄弟之邦，中国今日许多事务都应向日本学习，因此和日本亲善，在中国和国民来说，都是最希望的。
“不过亲善要公正和公平，处处可讲亲善，却不必在此时提出条件才得谓之亲善。何况我们面前的这份条件中有悬案、有新案。请想想，悬而未解的事件，以贵我两国地理之邻近，过从的密切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商讨，当贵国伊集公使驻华时代，所有长崎至上海之海底电线问题，及南满铁路通过敝国国境三分减一纳税问题，本总长当时悉本亲善之意，与之解决。
“而本人前在国务总理任内，曾聘请贵国有贺博士为顾问，交通部亦聘请平井博士为顾问。若细加研究，在贵国实无不可以达到目的，在中国亦从未过于拒绝，随时均可以商办，初非待提出许多条件，始得达到贵公使所说的亲善之目的。”
对于会谈，双方的态度正好相反。
日本当时希望尽速就该条款有一结果，速谈速了，怕夜长梦多，国际干扰。
中国方面则希望迁延时日，在会外寻求转机。
因此，一开始就发生争议。中国代表主张就日方五号条款逐条讨论，征祥并提出第一号第一条修正案，坚持要加以讨论，可是日置益却坚持中国对日方全部要求先表示一个原则意见。
对此，陆徵祥说“关于第一条的讨论，贵公使如果同意，再逐次讨论下条；否则一条未了，又提一条，或因次条意见不合牵及前条，反于进行有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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