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竟让驻华公使当面向袁递交文件，这实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。或许，这表明，日方认定中国的事只有袁世凯说了算，和别的任何人说都没有用。这同样表明，日方对中方的无视。
按日方的意愿，中日的谈判秘密进行，中方可不想这么做。很快，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，在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出来，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。
美、俄、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，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，尤其是日方的条款。
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，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。
这十一项条款，是前面所说的条款中的部分，这部分内容是能见得人的，在国际法上也是能说得过去。另一部分，特别是觉书，多是不能见人的东西，日方当然不能告之各国。
其实觉书与条约，在国际法上约束力是相同的。区别在于，条约一般是可以告人的，而觉书则是不可告人的或不想为人知的。
这次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要求，条约方面的内容还是容易接受的，而觉书部分涉及到的问题则极为严重、苛刻。
袁世凯接见日置益当日，指着其提交的文件，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，不便直接干涉。但日置益坚持请大总统先亲阅一下，临告辞时还特意强调，让袁世凯感到事态的重大。
待日使走后，袁世凯翻开文书一看，大为震动；即刻电召熟悉外交事务的陆徵祥，由瑞士放下手头所有事回国。
陆徵祥回国后，知道事情紧急，马不停蹄赶到总统府。袁世凯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，一见陆徵祥到，长舒了一口气，随即送走徐世昌，邀陆徵祥密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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