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曲终了，余音袅袅。她没有回头，手指仍轻搭在琴键上。
“以前过年，”她忽然问道，声音比琴声还要轻柔几分，“你家里.....是怎么过的？”
这个问题太过平常，平常得不像该从她嘴里问出来。我怔住了，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冰冷记忆碎片不受控制地翻涌上来。
“.....没什么特别的。”我艰涩地回答，“爸妈还没离婚的时候，就是在过年时强装无事，在亲朋拜年时，维持着一个表面上的和谐。后来爸妈离婚后，父亲再婚，有了弟弟，新年才终于有了家的样子。大家会一起放烟花，一起吃年夜饭，一起看春晚。但是这热闹里也没有我。大年初一初二父亲和继母去各自亲戚家拜年，都是带着弟弟，我就像个外人一样。有时候遇到上门拜年的，父亲那边的亲戚会对我脸色好点，继母那边的亲戚就完全是客套和敷衍了，我在继母亲戚那边就是个尴尬多余的存在。”
她沉默地听着，没有打断，也没有评价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轻轻地说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“我小时候，过年也差不多。”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飘渺，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“空荡的大房子，精致的年夜饭，但饭桌上永远只有我一个人。父亲在另一个厅，陪着更重要的客人，而母亲.....被保姆看着，关在卧室。那些热闹和团圆是演给外人看的戏，幕布一落，只剩下冷。只偶尔有两三次过年，是岳奶奶和徐澈陪我的。后来随着父母关系改善，春节过得才稍微有一点家的样子。可也还是很压抑。”
她站起身，朝我走来，在我附近的沙发坐下。
“思舟，大年初二我们就出发去法国怎么样？到时候就我们两个人。”她说了一句突兀但又不突兀的话。
巨大的抗拒和无力感瞬间渗透了四肢百骸。
我不愿意。
我不愿意彻底成为她的附庸，我不愿意彻底无法回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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